作者：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學中國作家手稿研究中心教授）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館40周年之際，作家畢飛宇、孫甘露分別將珍藏多年的長篇小說《玉米》和短篇小說《信使之函》手稿捐贈出來，成為豐富館藏的新力量。

在電腦寫作甚至人工智能寫作成為討論熱點的新媒介時代，作家手寫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當下，部分年齡稍長的作家還在堅持手寫，可以想見的是，隨著時代轉型與時間推移，作家親筆書寫的文稿將會越來越稀少，也越來越珍貴。不過同樣可以相信的是，在與現代文明的對話與接軌中，手寫永遠不會過時，也永遠不會消失。

茅盾《子夜》手稿資料圖片

　　作家手稿折射出不同時代的風雨與微光

如同對算法模型的人工智能寫作是否可以取代心靈情感的人類寫作滿懷憂慮一樣，對于新生的技術，人們往往在興奮、新鮮的同時，不免有一種未知的疑慮。其實，從人類遠古時代的結繩、石刻到甲骨、莎草，從竹帛、羊皮到紙本、印刷，再到現在普遍化的電腦寫作，這既是漫長遙遠的文明變遷，也是日新月異的歷史更迭，不必過度憂慮，也不必杞人憂天。借用一位巴西學者弗魯塞爾的話來說，如果因為擔心失去書寫，我們就會失去從荷馬、歌德，從孔子、魯迅那里獲得的一切，我們怎么知道這些偉大的作者就不會更愿意用電腦鍵盤、錄音、錄影的方式表達自己呢？

隨著作家“換筆”進入電腦寫作時代，隨著手寫文化的式微與手稿存量的遞減，手稿遺產成為歷史，反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珍貴。法國學者克萊爾就說過：“作家的手稿命運迥異：有些手稿被作者或親友忽視、隱藏或摧毀；另一些則相反，被繼承人、收藏家或圖書館推薦、保存并擇機展出。它們不僅代表著名家手筆，更包含著作品創(chuàng)作的秘密，吸引著商業(yè)投機和學術好奇，從而證明其遺產價值當之無愧。”

作家手稿的發(fā)掘、收藏、捐贈、展覽、出版、流通在近年來蓬勃興起，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在當代作家中，賀敬之、姚雪垠、趙樹理、魏巍、楊沫、劉心武、張煒、莫言、陳忠實、海子等名家手稿都有收藏?，F代著名作家的手稿從魯迅、巴金、茅盾、老舍等人開始，不僅有收藏，而且有系列影印出版。

對手稿重要性的認知有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在古代和中世紀的歐洲，書寫被認為是一種卑賤的工作。作家不會自降身份親筆寫作，一般是作者口授，交由秘書或助手聽寫。隨著人的覺醒和對天賦的重視，手稿地位才得以空前提高。雨果對自己的手稿就視若生命，即使在流亡期間，也不忘包著雨布隨身攜帶。法國學者德比亞齊揭示了這一轉變的時代動因。他說，19世紀以來，“與個人行為的聲譽結合得越來越緊密的手稿又有了備受重視的全新意義。因為手稿是作者親手寫的，所以就變成了個人創(chuàng)作的記載、材料的證明和源自印刷版本的一種思想特征。通過手稿，人們開始感覺到手稿真正的關鍵所在是作家這個人，他的寫作、方法及個性”。

當代中國文學界對手稿重要性的自覺意識，是從21世紀開始的。除了“防止手稿散失”，還有同時期法國手稿學帶來的觀念沖擊。2002年，時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的舒乙在位于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老館里，親眼看見法國人研究手稿的熱情，大為震撼：“它令我驚訝，使我感動。我從來未想到，手稿會這么令人注意。聯想到我工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我們收藏了數以萬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手稿，卻基本無人利用。”于是，他呼喚建立“中國手稿學”。中國現代文學館開始積極發(fā)掘館藏，影印出版巴金、茅盾、老舍、丁玲、趙樹理等名家的創(chuàng)作手稿。

手稿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特殊的史料意義。每一部手稿，幾乎都有一段不太尋常的冒險經歷或傳奇故事，折射出不同時代的風雨與微光。魯迅的手稿曾一度隨寫隨棄，在家里被用來擦手抹桌子。蕭紅有一次在街頭買早點時，意外發(fā)現了幾頁《死魂靈》譯稿被小伙計用來包油條。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為保護魯迅手稿，許廣平曾將其藏在上海霞飛坊堆煤的小灶間，存放在英商麥加利銀行的大保險柜里，后來又遭遇日本憲兵隊的搜捕，以致1922年的日記稿本至今下落不明。郁達夫的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寫于淞滬會戰(zhàn)期間，因為在逃難時書于“又硬又挺”的“東京創(chuàng)作用紙”上而幸免于難。這部手稿在抗戰(zhàn)年代流落民間，一度成了商家壓酒缸、咸菜缸的“封口材料”。

即便在和平年代，詩人海子手稿的發(fā)現同樣讓人驚心動魄。在編輯出版海子詩集時，他所有手稿材料被不小心扔到了垃圾堆里，幸好一位藝術家路過時碰巧發(fā)現，才拯救了這部幾乎淪為垃圾處理的詩稿，并輾轉還給了海子好友西川。從丟棄到重視，從一錢不值的臟污廢紙到動輒上千萬元的珍貴文物，手稿的漂流史，也是手稿的回歸史。無論是紙媒時代，還是新媒體時代，作家手稿的“漂流之旅”依然在路上，不曾止息，也不會止息。

朱自清《詩言志辨》手稿資料圖片

　　閱讀手稿猶如進入作家創(chuàng)作的個人密室

從現代手稿史來看，中國作家最早影印的一部手稿應該是劉半農在1932年編印的《初期白話詩稿》。這部詩稿“用白話詩十五周年紀念的名義”，影印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陳衡哲等八位新文化運動先驅人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的26首白話詩。這些手稿都是當年投稿時所保留的原稿，劉半農還特別在舊紙夾中找到了7頁當年的《新青年》稿紙，用毛筆書寫了目錄和編后記。其中有對文學歷史進程的紀念，也有對包括當時已經犧牲的李大釗、與尚在看守所拘押的陳獨秀等同人友誼的深切紀念。

出版物即便印制精美，卻無法代替手稿。在印刷本那里，我們無法感知作家那只寫作的手，也無法探尋作家的寫作狀態(tài)。在機械復制或電子書寫時代，無論是紙張尺寸、文檔格式，還是文字規(guī)格、字體大小，都是規(guī)范和統一的。手寫則賦予寫作者自由。每個寫作者都可按自己的意愿與習慣自由選擇用筆，自由支配頁面，自由處理文字。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寫作之手在紙、筆、墨之間創(chuàng)造出的獨特性和多樣性，可以感觸作家親筆書寫的手工性和個人性，體味作家寫作的不同心性與情趣。

如果不看手稿，我們無法知道，魯迅早年抄寫祖父詩稿《桐華閣詩鈔》與家訓《恒訓》時是怎樣的恭謹、拘束；如果不看手稿，我們無法知道，魯迅給愛開玩笑的老友錢玄同所寫的書信稿件是如何龍飛鳳舞、放蕩不羈；如果不看手稿，我們也無法知道，魯迅的創(chuàng)作文稿竟然如此優(yōu)雅干凈、精致有度……在趙樹理的小說手稿里，稿紙中有多頁是將殘頁、正反頁粘貼在一起的，修改則是在正文的行列間和稿紙邊，文字整整齊齊而又密密麻麻，這讓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一位農民作家的本色——如何敬惜字紙，如何樸素節(jié)儉，如何認真勤苦。

對用毛筆書寫的中國作家來說，手稿同時也是一種可以欣賞的書法藝術。比如魯迅的手稿，郭沫若就曾有言：“魯迅先生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跡，自成風格。熔冶篆隸于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質而不拘攣，灑脫而有法度。遠逾宋唐，直攀魏晉。世人寶之，非因人而貴也。”品味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一代大家的親筆手稿，在歲月風塵與文字風騷中，可以領略大作家“無心作書家”的一種別樣風范。

手稿為祖本，最逼近原本，也最有助于我們在深度閱讀中確立一個“可靠而純凈”的“理想文本”。尤為重要的是，手稿是可以幫助我們解密文學創(chuàng)作如何發(fā)生的鑰匙，或者說是“黑匣子”。閱讀手稿，就猶如進入作家創(chuàng)作的個人密室。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詩稿，我們可以看到詩人用藍墨鋼筆書寫的一氣呵成，也可以看到后來用黑色鉛筆進行的修改添補。穿過手稿行與行、頁與頁之間蜿蜒曲折、遍布分岔的林中小路，可以感知作家創(chuàng)作隱秘的內在世界，共情寫作中的悲喜與躊躇、宣泄與傾訴。法國詩人保羅·瓦萊里由此感嘆：“再也沒有比手稿更為美麗的東西了。從胚胎到狀態(tài)演變，添加和完善都讓人意想不到，不斷接近一首完整的詩歌終稿，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創(chuàng)世紀。”

手稿，讓我們得以看到作品背后那只看不見的寫作之手，得以發(fā)現那顆看不見的寫作之心，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學習寫作的最好范例。魯迅曾經借《果戈理研究》一書中的話轉告熱愛寫作的文學青年：“應該這么寫，必須從大作家們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領會。那么，不應該那么寫這一面，恐怕最好是從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學習了。”

郭沫若《水調歌頭·贊焦裕祿同志》手稿

　　電子手稿將是傳統手稿的延伸

手稿學的新媒介時代已然到來。電腦寫作、人工智能寫作的確改變了我們與文字的關系，讓越來越多的人與手工寫作不可逆轉地漸行漸遠，手寫時代紙與筆的親密關系也日漸疏離。電子時代讓書寫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轉變，重新定義了從文字到編程的新的書寫形式，也同時創(chuàng)造出從紙媒實體走向網絡虛擬的新的手稿范式。手稿電子化，電子化手稿，這是手稿在新媒介時代的辯證法。

如果說，汽車是腳的延伸，電話是聲音的延伸，那么電子手稿也將是傳統手稿的延伸。電腦書寫改寫了手稿的定義，擴大了手稿的外延，讓手稿走向了更加開放的多樣性與可能性。同時，傳統的紙媒手稿作為珍貴文獻，無法替代，數字賦能可以助力實現全民閱讀與手稿價值公眾服務的最大化。研究文學手稿困難重重，最大的問題在于手稿館藏的封閉與分散，這讓查閱變得不可能，或者很昂貴。在這方面，面向全球的“英國文學手稿在線”數據庫，是一個成功的范例，盡管原件仍收藏在世界各地，但讀者不必辛苦奔波，坐在家中即可查閱，“秒入”古今浩瀚的文學檔案與手稿世界。

近年來，國家圖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等館藏機構也加快數字化建設的步伐。其中，國家圖書館主持的“魯迅手稿全集數據庫”項目已經建成并面向公眾開放。這套手稿數據庫是中國作家數據庫中的第一個，目前也是唯一的一個。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好的開始，也是一個好的啟示。

在人工智能時代，中國手稿何為？如何善用新媒介優(yōu)勢，從封閉走向開放？如何走向大眾，實現館藏文獻的公眾化服務？魯迅手稿數據庫的建成，率先回答了這一時代之問。放眼未來，一切都剛起步。“中國手稿學”的數字化建設，也在路上。

《光明日報》（2025年05月21日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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