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們的政治立場是可以被繼承的。但是不要因為這樣就急著去做脫氧核糖核酸（DNA）檢測，而將選舉箱棄之一旁了。為什么即便了解我們的基因也不等于直接知道了思維方式呢？對此湯姆·斯塔福德（Tom Stanfford）作出了解釋。
塑造和影響人們政治立場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家庭教養(yǎng)、職業(yè)背景，亦或是朋友、伴侶。但是歷年來大量證據顯示，政治立場除了人為選擇外，還受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影響，那就是我們的基因。政治立場可以遺傳的觀點如今已受到廣泛認可，至少它已經足夠成為一個研究領域，并且擁有自己的名字：“基因政治學”。
“基因政治學”始于一場核心研究，該研究發(fā)現“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在政治立場上展現出更高的相似性。
此外，政治立場不僅僅受飯桌交談影響（兩種雙胞胎都受此影響），而且還受遺傳自父母的基因（在政治立場上，“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的政治立場更接近）。該學科領域最顯著的發(fā)現是，從自由派到保守派，人們的政治立場是可以遺傳的。
這一結果出人意料地具有說服力，表明我們可以通過遺傳信息預測政治立場，而且這比用遺傳信息預測人的壽命或者酒癮更可靠。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就能馬上擺脫選舉制，只需要檢測人們的唾液樣本了呢？
未必如此，這一發(fā)現強調的是一個更普遍的問題，那就是尋找隱藏在人們思維和身體背后的基因根源。從十年前我們第一次看到人類基因圖譜開始，就似乎做好了全方位“解碼人類”的準備。通過軍事數據和大量研究親屬之間性格的相似度，生物學家發(fā)現了越來越多的“遺傳標記”跟人體的外貌、健康和人格相關。但問題是，沒有足夠多的人類基因組信息來解釋這些關聯。
一個人有大約2萬個基因，數量比野生稻稍微少一點。這說明DNA中也存有同樣多的信息，和音樂播放器（mp3）中有8條音軌是一個道理。而人的行為和身體其他部位的形成則是由各個基因互相復雜盤繞、基因產生的蛋白質和環(huán)境綜合決定的。
換句話說，我們說基因預測政治立場，并不是說我們同樣也能找到一個預測投票行為或是讀寫障礙等其他行為的基因。這些研究用極其簡單的標準衡量“政治信仰”，即對信仰不同的人打同樣的基因分數，撇開這點不談，我們真正要關注的是基因預測得分到底有什么意義？
情緒變化
很明顯，沒有基因能夠控制人們如何回答和政治信仰有關的問題。這需要我們假設在基因組的某個地方有一個潛伏了數百萬年的基因，一直等到政治科學家們開始問卷調查研究才蘇醒，這是非?；恼Q的。這顯然是無稽之談，假設根本不可能成立。
除此之外，“存在一種基因只投票給自由黨而不是保守黨候選人”這種假設也不合理。這種基因怎么可能在民主還未誕生之時就產生了呢？投票沒有成為一種常見行為的時候，它是什么呢？基因組中攜帶的遺傳信息有限，這說明”X染色體”很少見，因為在基因組中它是一種特殊、復雜的存在。沒錯，像眼睛顏色這種簡單性狀就是直接由少數基因控制。
但是，我們每天茶余飯后的談資——比如政治觀點、性格特征或者身體健康狀態(tài)，和遺傳基因并沒有什么關系。遺傳學和自由派、保守派的緊密聯系表明一些更重要東西正受基因的影響，而且反過來也影響著政治信仰。
候選人可能就成為了左右群眾的情緒反應的“大腦系統(tǒng)”。比如一項研究曾發(fā)現，聽到突發(fā)聲響的美國志愿者中，流汗越多的越有可能支持死刑和伊拉克戰(zhàn)爭。這說明面對威脅時，基本情緒反應過激的人最后會形成偏右翼的政治觀點。而英國的另一項研究發(fā)現，自由派和保守派士大腦結構中的杏仁核大小不同，保守派的要大一些。杏仁核是大腦中參與情緒反應的部位。
這也說明了，政治信仰的不同可能來自于情緒反應過程的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政治觀點直接受生理控制。相反，生理特征不同的人，其政治觀點也不同。我們的基因能影響特定腦部區(qū)域，但是從DNA到某個腦區(qū)內的簡單變化，是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可能會面臨其他基因及事件的干預。
因此，基因以某種形式影響政治觀點這一說法不足為奇，如果沒有那才奇怪。但是，它不免為“生物學科和人類思想之間如何相互碰撞”這一課題添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編譯：張穎 編輯：劉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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