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萌（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以花喻人是中國文學的常用手法，傳世佳作極多。在此之中，唐人偏愛牡丹，李白、白居易等人的名篇佳句不勝枚舉。宋代并未出現(xiàn)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的“國花”，而是芍藥、荷花、梅花等數(shù)種主流花卉并存的局面。如果說牡丹象征花開富貴，那么芍藥的花語是仕途通達，故而“四相簪花”的故事為人津津樂道。荷花則是另一路，從周敦頤《愛蓮說》不難看出，它的花語是道德至善。這兩者分別代表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的相向端點，共同構(gòu)成士人立身處世的進退之途。不過，在出仕與退隱之間，理當何者為先，宋人仍有分歧，由是引出芍藥與荷花的高下之爭。與之不同的是，梅花的花語是精神啟迪。也就是說，仕途通達可遇不可求，道德至善只能無限接近而難以徹底達成，梅花則極為適合士人的自我代入，展示克服外在困難而不斷豐富人生內(nèi)涵的過程，這既涵蓋道德層面，也不排斥入仕視角，完全符合儒家對精英成長歷程的預設。順著這樣的思路，宋人對梅花加以現(xiàn)實中的再發(fā)現(xiàn)與文學上的再創(chuàng)作，使之成為常見而非偶然的審美客體。

從現(xiàn)實中的再發(fā)現(xiàn)來說，宋人推動賞梅成為高雅的文化活動，并由南向北廣泛傳播。《西清詩話》卷下載：“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于姑蘇，晏元獻始移植……中，特珍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自爾名園爭培接，遍都城矣。”紅梅原產(chǎn)蘇州，后被晏殊移植于開封的宅第，而能入晏殊的法眼，大抵在于紅梅“清艷兩絕”的特殊氣質(zhì)，因為有清無艷則寡淡，有艷無清則淺俗，兩者兼得方有雅俗共賞的美學氣質(zhì)，也符合以入世之行而懷出世之念的士人情懷。晏殊以文壇領袖之身份地位“珍賞”紅梅，一時間成為京城名流的新潮，以致發(fā)生了有人用盜取花枝的方式，將紅梅移種到自家花園的事情。這種做法，確實有失貴游的體面，卻反過來證明紅梅的審美熱度。此后，紅梅被京城各大名園引入，成為知名度極高的共賞性花卉。不僅如此，宋人還細致發(fā)掘梅花的不同品類，不斷豐富其實體類型及文化內(nèi)涵。《竹坡詩話》：“東南之有臘梅，蓋自近時始。余為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由此說明，蠟梅（編者注：古文中為“臘梅”，現(xiàn)多寫為“蠟梅”）審美同樣是宋人普及的結(jié)果，尤其是經(jīng)過黃庭堅、李之儀等“元祐諸公”的描繪與詮釋，蠟梅便成為融普遍性與特殊性于一體（“家家有”而又不能“作尋?？?rdquo;）的清賞對象。這些美學觀念與行為，在文學藝術(shù)中有相應的呈現(xiàn)。雖然梅花早已是詩歌與音樂的審美意象，并有相應的典范作品，但宋人的推動，亦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宋末林景熙在《王云梅舍記》中拈出“歲寒三友”的概念，明代黃鳳池《梅竹蘭菊四譜》更提煉出“花中四君子”之說。梅花兼有這兩個雅號，正是文化觀念發(fā)展的自然結(jié)果。

從文學上的再創(chuàng)作來說，林逋是宋代梅花詩無法繞開的代表人物。這位隱逸詩人以“梅妻鶴子”的高潔形象聞名于世。雖然終身未仕，卻受到宋真宗和宋仁宗兩代皇帝的禮遇，成為士林佳話。作為高士的自我隱喻，林逋的梅花詩，尤其是《山園小梅二首》其一的秀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在宋初就已被廣為傳頌，千年間長盛不衰，如今亦入選中學課本。宋人以他的詩作為中心展開廣泛討論，意在探索宋詩如何確立有別于唐詩的獨特風格。

在此之中，首要問題是確認林逋梅花詩的獨創(chuàng)性。雖說文學鑒賞見仁見智，但對精品的挑剔性評點，旨在為時人的創(chuàng)作和欣賞設置“判例法”。根據(jù)《詩話總龜》前集記載，有人批評林逋的經(jīng)典名句不夠切題，“然而為詠杏與桃李皆可”，即使把場景與敘述移讓它花似乎也同樣合適。蘇軾以戲謔的口吻指出：“可則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當。”意思是這首詩的內(nèi)涵之豐富與意蘊之深厚，文學傳統(tǒng)中的桃李杏花難以對接，不能隨意置換。這種獨一無二性正是文學作品的價值所在，也是宋詩在唐詩“極盛難繼”的時代背景下追尋自我的努力方向。

若要優(yōu)中選優(yōu)，則林逋的梅花詩仍可進一步精挑細選，即通過比較同一個名家的同題秀句，更精確地樹立宋詩典范。根據(jù)《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記載，在林逋的眾多梅花詩中，歐陽修是“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發(fā)現(xiàn)者與傳播者，而黃庭堅認為“雪后園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更勝一籌，王直方則更欣賞“池水倒窺疏影動，屋檐斜入一枝低”，胡仔卻認為“此句略無佳處”。蔡居厚雖然認同“疏影”“暗香”確為警句，但批評“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的格調(diào)配不上前聯(lián)，以致有佳句而未有佳篇。當然，這并非簡單的名次評比，而是精準找出最能代表宋詩特色的秀句，這涉及宋人亟需直面的宋詩發(fā)展道路問題。

事實上，即使名家名作在前，宋人也從未停止推陳出新的腳步，畢竟文學藝術(shù)的生命力在于創(chuàng)新。根據(jù)《竹坡詩話》記載，在林逋梅花詩“膾炙天下殆二百年”的語境下，仍有不少能與之媲美的新作，例如蘇軾“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此語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張耒“調(diào)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雖未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胡份“絕艷更無花得似，暗香唯有月明知”，“亦自奇絕，使醉翁見之，未必專賞和靖也”。實事求是地說，以林逋詩為比照對象，蘇軾《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其二未必后來居上，張耒《梅花》與胡份詩也未必足以分庭抗禮，但充分證明宋人未被經(jīng)典作品所籠罩，而是始終孜孜不倦地追求創(chuàng)新，并且取得了相應的成就。

可以說，林逋的梅花詩是宋人綜合考量作家作品、時代思潮等諸種要素后樹立的文學典范，也是宋人從常見詩歌意象中取得突破的成功樣本，并非輕易可被超越?！盾嫦獫O隱叢話》后集胡仔按語：“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wěn)，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趁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真能壓倒林逋也。林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古今詩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壓倒耳。后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胡仔的觀點較為平實穩(wěn)妥，蘇軾《和秦太虛梅花》將秦觀《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置于林逋詩之上，實則只是次韻所需，并帶有鼓勵出新的性質(zhì)?；蛘哒f，林逋梅花詩的藝術(shù)地位，尤其是創(chuàng)新貢獻，已有定評，無法否定，不宜過度解讀蘇軾詩的原有表達及用意。

歸結(jié)起來，怎樣的作者才能寫出優(yōu)秀的梅花作品呢？宋人的答案是，與梅花品格相應之人。這種對應是精神世界的投射與回響，就像梅花以柔美婉麗之姿抵抗嚴寒冰雪，若非心中有恒定的道德理性，恐怕很難達到花人合一的境界，并形諸文辭?！俄嵳Z陽秋》云：“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zhì)，剛態(tài)毅狀，宜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為《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近見葉少蘊效楚人《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于窮冬嚴凝之中，犯霜雪而不懾，毅然與松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唯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宋璟的剛毅人品與《梅花賦》的富艷文風形成顯著反差，似乎與“文如其人”的傳統(tǒng)理論相悖。面對皮日休的這個疑問，葉夢得重新解釋為，只有內(nèi)心道德勇氣充沛，才有堅守本心的力量，從而自由地釋放人性的光輝，而不必拘泥于外在表現(xiàn)形式。這便將梅花與嚴冬、人品與文風、理念與現(xiàn)實等看似矛盾的命題兩相統(tǒng)一，實為把儒家的理想人格賦予梅花，讓花卉生成文化力量，既給讀者精神啟迪，也為作者前置了更高的道德條件。

《光明日報》（2025年11月24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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