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強（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唐代秦蜀之間的蜀道不僅是溝通國都長安至益州府（成都）的主要交通要道，也是著名的唐詩之路。從初唐至晚唐五代，千里蜀道線上達官顯貴、文人騷客、商賈販夫來往絡繹不絕。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唐代詩人行旅蜀道者頗眾，初唐四杰、王維、張說、蘇珽、李白、杜甫、岑參、元稹、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韋莊、薛能、孫樵、唐彥謙、王仕裕等著名詩人皆曾入蜀出秦，途經(jīng)蜀道，留下了數(shù)量可觀的蜀道詩，據(jù)筆者初步統(tǒng)計，有文獻記載的入蜀知名詩人有150人左右，非知名者就更不計其數(shù)。因之蜀道是名副其實的唐詩之路，甚至說蜀道是規(guī)模最大的唐詩之路似也不為過。那么，蜀道在唐代何以成為眾多詩人趨之若鶩的詩路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歷史地理學研究表明，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繁榮與蕭條和氣候冷暖變遷有重要的對應聯(lián)系，大凡歷史上的文化繁榮時期，相對應的往往是氣候溫暖濕潤期。唐代總體處于溫暖期，良好的氣候條件是唐詩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唐代蜀地是生態(tài)環(huán)境良好、經(jīng)濟富庶繁華之地，吸引無數(shù)詩人入蜀游歷尋找創(chuàng)作靈感。蜀道唐詩之路的形成是氣候與文學互動的典型反映。唐之蜀道穿越于秦嶺、巴山之間，沿途植被茂盛，古木參天，森林如綠色海洋，因此蜀道詩多是綠色生態(tài)詩。李白贊嘆蜀道是“芳樹籠秦棧，春流繞蜀城”（《送友人入蜀》）。劉禹錫則以“云樹褒中路，風煙漢上城”（《送令狐相公自仆射出鎮(zhèn)南梁》）的形象詩句寄予了蜀道美好的想象。張說曾兩次入蜀，對蜀道生態(tài)環(huán)境印象頗深，其《再使蜀道》詩謂金牛道與褒斜道是“眇眇葭萌道，蒼蒼褒斜谷。煙壑爭晦深，云山共重復”。盧照鄰筆下也是“落花赴丹谷,奔流下青嶂。葳蕤曉樹滋,滉漾春江漲”，呈現(xiàn)一派郁郁蔥蔥的綠色生態(tài)景象。蔥郁陸海、生機盎然的蜀道吸引著無數(shù)詩人紛至沓來。

　　二

李唐王朝統(tǒng)一全國，定鼎關中，建立了以國都長安為中心輻射全國的交通網(wǎng)絡，水陸驛道，四通八達。“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涂，畢出于邦畿之內(nèi)。”（柳宗元《館驛使壁記》）唐代驛路交通大多繁忙，從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fā)咸陽，暮及隴山頭”（《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描寫即可管窺一斑。相比其他朝代，唐朝中央尤其重視對巴蜀地區(qū)的經(jīng)略，這在對山南、劍南三道主政官員皆出將入相的配置與交通網(wǎng)絡維護方面有充分的體現(xiàn)。同時，蜀地作為唐王朝最為穩(wěn)定的大后方，每當關中發(fā)生動亂，蜀地總是最佳的避難之地，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唐代巴蜀地區(qū)的政治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唐代中后期，山南、劍南的節(jié)度使主政官員多為出將入相的朝廷重臣。因此，盡管蜀道行旅有“難于上青天”之說，卻并未曾真正阻擋秦蜀之間頻繁的交通往來，大量詩人仕宦游歷蜀地，秦蜀之間諸條蜀道如褒斜道、儻駱道、故道，包括子午道、荔枝道、青泥道、文川道皆有詩人通行足跡。唐代蜀道形成了“北四南三”即秦嶺故道、褒斜、駱谷、子午四道與巴山金牛、米倉、荔枝三道并用的交通格局，入蜀道路選線更加優(yōu)化。在北魏改道基礎上，唐代褒斜道北線走向已經(jīng)有所改變，入口由岐、眉間的斜谷變?yōu)橛渗P翔府散關、鳳州一線西南行，北段與故道匯合，交通容量擴大?？傉露辏?69）王勃入蜀有《散關晨度》《晚留鳳州》詩，可見所走即為散關、鳳州一線。儻駱道是中唐盛極一時的國驛主道，也是當時詩人入蜀還秦的首選路線，岑參入蜀赴嘉州刺史任，元稹奉使東川辦案，歐陽詹南歸赴閩，武元衡、李德裕、裴度回京述職皆走此線。此外，唐人入蜀也有走隴蜀道，即從秦州南下經(jīng)禮縣、西和至同谷、河池翻越青泥嶺自興州長舉縣西南經(jīng)利州入蜀。乾元二年（759）杜甫流寓蜀地，即走秦州、成州、河池、興州西南上金牛道經(jīng)利州、劍閣、綿州至成都。晚唐時期關中至漢中間還開辟了褒斜道支線文川道（自郿縣臨溪驛沿斜峪河蜿蜒而行，至西江口再沿湑水南下至興元府城固長柳鎮(zhèn)）。大中三年（849），興元節(jié)度使鄭涯、鳳翔節(jié)度使李玭奏請新修入蜀文川道不久，詩人孫樵即取道文川道入蜀，并寫下《興元新路記》這篇重要的地理游記。

　　三

蜀道以險峻難行聞名天下，蜿蜒于秦嶺、大巴山高山深峽之間的蜀道許多路段實際上無“路”可行，須鑿石架棧于險江峭壁之上，因此在唐人語匯中“棧道”往往就是蜀道的代名詞。這種狀況一方面說明入蜀道路確實崎嶇難行，但同時對詩人而言也是難得的歷險探奇的人生體驗。唐人蜀道詩中，有許多描寫棧道行旅美感的詩句。“山從人面起，云傍馬頭生”，是李白對棧道上特有景致的驚艷，且富有詩意；“千崖信縈折，一徑何盤紆。層冰滑征輪，密竹礙隼旟。深林迷昏旦，棧道凌空虛”，則是岑參在寒冬中行進駱谷冰雪的豪情抒發(fā)；“大散嶺頭春足雨，褒斜谷里夏猶寒”，更是雍陶對秦嶺棧道行旅經(jīng)歷的回憶，類似這樣描寫棧道高險驚心動魄的詩句不勝枚舉。面對飛棧連云的棧道，詩人們所感遇的不僅僅是險峻艱難，更有難得一遇的山地生命歷險體驗。他們并非畏懼不前，而是欣然前往，寫下諸多豪情萬丈的詩句：“猿啼和峽雨，棧盡到江波。一路白云里，飛泉灑薜蘿”（賈島《送穆少府知眉州》）；“奇峰百仞懸，清眺出嵐煙。迥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李德?！额}劍門》）；“捫云裊棧入青冥，鞿馬鈴騾傍日星。仰踏劍棱梯萬仞，下緣冰岫杳千尋”（章孝標《駱谷行》）。這些詩句抒發(fā)的不是困頓與恐懼，而是超乎尋常的生命審美感受，履棧歷險，也是唐代詩人蜀道之旅一個重要的心理“拉動力”。

　　四

大量唐代士大夫仕宦入蜀、貶謫入蜀、游歷入（出）蜀，是蜀道詩路形成的重要標志。高適入蜀仕宦彭州、蜀州、成都，岑參入蜀赴嘉州刺史任，元稹奉使東川查勘嚴礪擅賦案，羊士諤赴資州刺史任，武元衡赴益州處理劉辟亂后事宜，李商隱赴東川柳仲郢幕府等都屬于仕宦入蜀。貶謫入蜀的詩人則主要分布于荔枝道即今川東巴渝一帶，元稹流貶通州（今四川達州），韋處厚貶謫開州（今重慶開州區(qū)），白居易、陸贄流貶忠州（今重慶忠縣），劉禹錫貶謫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等皆是。此外，游歷入蜀者也不在少數(shù)，唐朝文人流動性較大，人身依附關系相對松弛，空間交往自由，流動頻繁，加之蜀地生態(tài)環(huán)境、社會風情的吸引力，因而仗劍遠游，縱情山水，尋仙訪道入蜀、出蜀者頗多。詩人中，王勃游歷巴蜀，“自長安觀景物于蜀”，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游”，陳子昂出蜀赴長安科舉應試，杜甫自秦州流寓成都，孫樵、胡曾漫游行吟蜀道，皆為詩人自由流動。唐朝多條詩路的出現(xiàn)，與詩人們自由而頻繁的空間交往是分不開的。

詩路的形成是詩人、道路、詩歌三位一體的結(jié)合。唐代蜀道詩路有入蜀支線眾多、入蜀詩人數(shù)量可觀、蜀道詩歌獨具特色、不乏名家巨擘及其諸如李白《蜀道難》詩歌影響深遠等特點。在唐代，詩人的入蜀路線大大突破了以往的單一路線。從詩路題材上看，唐代蜀道詩以館驛詩、詠史詩、棧道詩居多。高山、古跡與棧道是詩人面對最多的自然與人文地理景觀。同樣是詩路詩，唐代江南詩路詩更多的是明山秀水，而蜀道詩路詩則往往是高山險峽，充滿沉郁、悲涼、憂患的格調(diào)。同時，蜀道歷史文化積淀久遠深厚，蜀道上戰(zhàn)國秦漢至三國南北朝史跡累累皆是，這一特點決定了蜀道唐詩之路的吟史詩數(shù)量可觀，超過其他唐詩之路。唐代蜀道詩有不少名篇佳作，在文學史上有一定地位，如沈佺期的《夜宿褒谷口》，李白的《蜀道難》，杜甫的隴蜀道組詩，岑參的梁州組詩，元稹的奉使東川組詩，劉禹錫與令狐楚的蜀道唱和詩，薛能《西縣途中二十韻》等都是唐詩中的經(jīng)典之作，這使得蜀道詩路詩不僅量大，而且富于歷史文化內(nèi)涵。

《光明日報》（2025年11月1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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